朱健 山东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一段时间以来，各类媒体上关于解放思想的作品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在读过若干这类大作之后，我的心中渐渐产生了一个疑团：我们的思想怎么了？

　　之所以产生这个疑团，是因为一些文章提供的信息表明，我们已经到了举手投足都要解放思想的地步。比如，在发展目标上，“不仅重视数量、速度和硬件建设，而且重视质量与水平，重视社会文明程度与和谐程度”；在发展思路、发展路径上，“改变粗放的发展方式，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求发展，真正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等。这些科学思想理解和接受并不困难，可是就有那么一些人不认这个理，非得“进一步解放思想”消除认同的“思想障碍”（吴珺、何民捷：《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各地各部门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中的观点概述》 2008年5月16日《人民日报》）。有论者一言以蔽之：“我们目前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虽然表现在工作上、作风上、体制上，但根源还在于思想解放上有差距。”（同上）按照这个说法，离开解放思想，我们似乎就步履维艰、寸步难行了。这显然有把解放思想当“筐”的嫌疑。

　　按说，世界上没有比人类的思想更奔放不羁的了，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一直也是很活跃的。在思想解放上我们真的到此地步了吗？

　　创造是人类的本性。人类早期就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创作了许多神话。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像从“二踢脚”到火箭这类不断更上层楼的发明创造数不胜数，各种思想与流派更如滚滚江河之水，一浪接着一浪。思想普遍僵化，只是人类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现象，如教会所尊崇的神学垄断整个思想界的中世纪。

　　中华民族历来是善于创造的民族。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创作了《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等流传至今的神话故事，起步并不比外国人差。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则向世人昭示，我们民族的创造力虽然有过低潮，但从来没有衰竭过。到上个世纪的“大跃进”，在一些上级领导的推动下，这种创造力发展到了极端，思想“解放”得没边没沿。这个例子似乎与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思想不搭界，却可以说明我们民族的思想是多么活跃，解放的潜力有多么巨大！如果这个例子不算数的话，那就说“包产到户”。从农业集体化开始后到改革开放，“包产到户”这种经营体制屡遭最高领导的批判，但捺下葫芦浮起瓢。人们思想解放的冲动犹如春风中的野草，非常顽强。

　　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算起，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号角已经吹响30年了。相关的一些基本道理并不深奥难懂，而且是讲了又讲，为什么解放思想却任重道远，要再三再四地强调呢？其实，早在30年前邓小平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思想不解放，脑筋没有开动起来，“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卷第141页）。思想的解放，不仅是主观努力的结果，更是一系列客观条件的产物。思想解放不解放，不是单纯的精神状态问题，不是单纯的思想认识问题，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它不取决于或主要不取决于个人的品德、能力和思想认识水平等主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的政治环境，主要是邓小平所说的“民主的条件”如何。解放思想要真正落到实处，成为常态，不仅需要动员全党上下和整个社会积极思考、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更需要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决策部门持之以恒地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虚心倾听不同的声音，更需要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逐步放开思考和探索的范围，真正落实宪法和党章等有关公民和党员权利保障的制度与规定。如果只强调解放思想，不解除那些妨碍社会进步的限制思考和探索的陈规，不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解放思想，有的只能是看领导脸色说话的上面“唱”来下面“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继续解放思想，最根本的是要形成思想解放的各种条件。这是解放思想的治本之策和科学之道。如果着力铲除造成思想僵化半僵化的历史条件，这个过程则可以短些再短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