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反映中共十六大以来提出的一系列发展理念的“十一五”规划将全面付诸实施，而中共十七大也将在今年召开。因此，它将是两个阶段之间承前启后之年，又是新阶段开局之年。

　　■如何动员和引导全社会的力量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当前我国改革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党政领导就十分关注增长方式转型的问题，“九五”(1996-2000)计划又把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规定为一项基本目标。但是，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转变过来，依靠更多的物质资源投入仍旧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之所以如此，症结就在于计划经济制度下行政配置资源的许多做法仍然严重地存在:各级政府仍然掌握着土地、信贷等基本资源的配置权力，行政定价使生产要素价格严重扭曲。所有这一切，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难以得到发挥。

　　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本途径在于毫不动摇地沿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既定方向推进改革。当前，如何动员和引导全社会的力量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我国改革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年值得重点关注的领域，是继续推进土地管理制度、能源和资源价格等方面的改革，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幅度强化市场机制在关键生产要素的配置中的作用，减少乃至彻底消除某些领域中生产要素价格因政府干预而形成的扭曲。

　　这些方面的改革如能取得较大进展，将会逐步改变企业和投资者、消费者面临的市场信号和激励机制，从而进一步动员和引导全社会的力量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新阶段我国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中，政府自身的改革是要害所在

　　当然，这样的改革势必涉及政府职能的转换。今年，在我国的改革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中，政府自身的改革是要害所在。从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出发，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要素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机会发挥基础性作用，还有更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建设一个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制度平台。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就很难摆脱规则扭曲、秩序混乱、权力干预市场交易等状况。去年，我国在惩治腐败的斗争中取得了一批重大案件的突破；今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将个案的突破扩展为制度上的突破，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良好的公共治理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一项最具稀缺性的公共产品；必须克服种种障碍，把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如果说对腐败官员的惩治还只是对腐败行为的事后应对，那么釜底抽薪之策就应当是建立法治。法治是一种现代市场经济不可须臾分离的制度支撑。如果说早期市场经济中，地方市场的人格化交换，还可以靠熟人之间的双边或多边的信息渠道传递信用记录信息来促使人们信守合同，那么，在现代范围广大的“生人市场”上的“非人格化交换”中，交易合同的执行，则主要靠第三方特别是正式法庭来保证了。所以，当我国市场交换突破了地方的范围走向全国市场、甚至突破了国家的范围走向全球市场后，法治的缺失就会造成市场失序、欺行霸市行为盛行的状态。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所证明的，没有民主法治条件下的透明性的保障，就无法建立起社会信用；而没有社会信用，现代市场交易就无法进行。一些人为了在与陌生人的交易中避免被人欺诈鱼肉或者进而欺诈鱼肉他人，就会对掌权的官员进行所谓“勾兑”，“搞掂”这些官员为自己服务。这样就会造成官商勾结、贪赃枉法等恶劣现象，使腐败猖獗蔓延，侵蚀国家的机体。如果任其发展，我国经济只能通向腐朽堕落的“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而不会通向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正是为了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提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大历史任务。然而，应当承认，在过去十年中，根据十五大和十六大要求进行的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由于我国缺乏法治的传统和历史文化积淀的惯性；由于对苏联式的传统意识形态还没有做系统的清理；还由于实行民主法治势必对某些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的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造成损害，因而必然遇到障碍与阻力；我们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落后于大众的预期和社会的实际需要，使良好的公共治理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一项最具稀缺性的公共产品。在从今年开始的新阶段中，我们必须克服种种障碍，把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