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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文学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现代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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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历史”到“小历史”：民间自由的历史精神原则
如果上述对传统文化的褒扬与批判都更多地关注帝王将相等杰出人物，那么历史文学核心价值建构的另一关怀对象，则应是掩盖在帝王将相的高大庙堂阴影下的民间。真正将视角从国家、民族的叙述主题上挪移至日常民间，从“大历史”转向“小历史”，才真正走向了日常叙事。作为小历史的民间历史，最具生长意义的是与庙堂传统相对立的民间精神的自由、生命活力与个性勃发。原有的革命历史叙事也写民间，但更多是以单一的革命民间遮蔽了“藏污纳垢”的丰富民间，对民间革命的自觉、成熟常有过分拔高之嫌。而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所着眼的民间，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文化精英对民间的外在关怀，只有走向“小历史”的日常民间，才第一次将民间日常自发的生机与活力，民间应对苦难的自我调适与坚韧，展现到历史书写中来。民间不再是知识者统治者关怀的对象，而上升为历史的主体。历史中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大历史”所不屑一顾的。受新历史主义思潮与新历史小说创作实践的影响，呼应着文学中日常叙事、日常美学观念的兴起及文学底层意识的日渐上扬，“小历史”的日常民间逐渐进入历史的舞台，历史才现出鲜活颜色与丰富层次。回到民间主体本位，“大历史”与“小历史”交相穿插，虚构小人物进入历史视线，历史的生命正是由这许许多多鲜活独立的生命组成。宗族史、家族史、村落史、家庭史乃至个人的命运史、心灵史、性爱史和欲望史，丰富了历史的多元状态，也将历史向民间还原。“小历史”的繁荣反过来也为“大历史”叙述提供了关爱个体生命，尊重底层民众的新的价值观念。这不仅造成历史小说文体结构发生重要的变化，虚实相生，摇曳多姿，同时也关系到一个重大的历史观问题：谁是历史的主体？写那么平凡的人，不那么美好的人，将民间普通人视为历史的主体，将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进一步推进到人的历史，实际上扩大了历史文学的书写范围，繁荣了历史文学的艺术手法，最终扩大了历史的整体观念。民间为历史文学核心价值提供了更为广袤的营养土壤。民间自由粗犷的生命力量是对矫揉造作的庙堂文化的反拨，民间的坚韧执著则是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将他们应对苦难的生存方式都一一珍视。而这些不同于庙堂的民间精神原则确实对传统文化的精致繁琐，对文明推进造成的生命委顿“种的退化”颇具纠偏之力。民间历史从来都不是纯然的民间，尽管民间已成主体，经由知识分子追述的民间却仍旧不停地贯穿着知识分子对现代西方文明的隐忧，以现代意识反思中华民族的源头与去向。
鲜活饱满的民间精神，内蕴着与庙堂、精英文化大相径庭的异质成分：即自由个性的舒展，它构成了历史的新型形态与价值原则。“小历史”书写那些曾被秩序扼杀了的自由潇洒，书写原始野性的勃发与粗糙未经提炼但却强盛的生命活力，有力地防止历史文学走向单一的僵化，提供了新的价值生长点。
然而，我们也需清醒地看到“小历史”书写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刻意以“小历史”瓦解“大历史”，宣扬历史的解构与虚无；一味渲染“小历史”的情爱金钱、风花雪月，带来价值的迷惘与困惑。甚至一些严肃作品也因刻意与“大历史”的对立，造成民间精神的过分美化与过度扭曲。这种缺陷正是由于缺乏从现代文明高度，对民间文化加以理性辨析。民间面对苦难的坚韧执著，很可能是与狭隘封闭保守的民间超稳态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超稳态结构要比封建文化的政治结构更持久、更牢固、更隐蔽地影响着国民精神与心灵。民间的自由强力，也很可能流于盲动的暴力倾向。只有将民间的自由精神置身于现代性与文化冲突的背景之下，加以严肃的批判与反省，才能写出更深入更丰满的民间历史。如小说《白银谷》、电视剧《乔家大院》、话剧《立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晋商这一表现对象。作品写民间晋商文化并没有站在与“大历史”主流刻意对立的角度，而是尽可能地勾勒出广阔的历史背景，以展现历史的总体风貌和基本事实，准确地表现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要性质和特征。小说《白银谷》与话剧《立秋》描写晋商的没落期，写他们在近代中西冲突下固步自封、难图变革终于失去制度转型的机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过程。主人公们在历史转折关头，以强大的民间人格精神力量，弃小我，成大我，不惜倾家荡产，也要维护传统的信义原则，以道德极端理想化成就了一曲排斥抗拒现代文明的历史悲歌。古典英雄在历史情境前的悲剧选择，提示着传统民间文化同样处于现代性批判与反省的焦点。抛开“小历史”对抗性，民间的自由个性才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显示出历史杂芜丰厚的立面，与“大历史”一起共同汇聚成历史宏大叙事的真实画卷。由此才能真正挖掘出历史的核心正面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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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吴秀明 王姝 来源： 责任编辑：花志坚 日期：2007-8-28 上午 09:54: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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