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袁曙宏将此视为我国制度创新的一个经典范例：“这表明我国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正在实现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

    一个聪明的民族，总是善于从灾难和错误中汲取新的智慧。只有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不断自我完善，使其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一年来，抗震救灾的经验经过理性总结，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有益养分。最明显的表现是，我国公共危机应对战略体系日益成熟。

    在立法层面——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的发布，是我国首次针对某一场自然灾害的恢复重建专门出台一项法规。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７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获得通过。新法制度设计更加细化，可操作性更强。

    今年４月９日，拟议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救灾条例》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在体制机制层面——

    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健全提上了日程，目标是进一步加强各级应急管理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统一指挥、反应灵敏、部门协调、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

    防灾减灾国际合作机制进一步受到重视。汶川地震后，我国首次在重大灾害中接受国际援助。目前，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疫情正在对人类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特大自然灾害的影响往往具有跨国扩散性，加强应急管理的全球合作至关重要。

    公共危机社会动员机制成为各界研讨的新课题。在汶川地震救援过程中，社会动员发挥了突出作用。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等力量凝聚在一起，共担责任，共克时艰。这一成功经验正在得到总结和提升。

    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是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适应时代要求的灾害防控战略体系？人们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着新的探索。

    灾后重建的方式进行了新的尝试，“多元化”成为突出的亮点。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包揽灾后重建的方式不同，这次灾后重建，在群众自力更生、地方主导、中央支持的基础上，广泛发动社会力量投入重建，运用市场杠杆，鼓励各类企业参与到灾后重建中来。这种办法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灾后重建“尊重科学”主线始终如一。按自然规律办事的自觉性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日益深入人心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里，温家宝总理向同学们讲述了他在汶川地震中的亲身感受。谈到处理堰塞湖我们不得不向外国租用米－２６直升机时，他说：“这很刺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