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思危

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目前改革处于发展攻坚阶段，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究竟是回到马克思还是回到凯恩斯？这一点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政府更重要的作用是搞好公共服务

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些说法，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主要是指宏观调控。我觉得宏观调控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政府的作用不仅仅是宏观调控，更重要的作用是要搞好公共服务，保障社会的公平与公正，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理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为此我们要大胆地学习国外市场经济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利用，正因为这样，我国有了股份制公司、股市、风险投资、期货等，将国外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成熟做法吸收了过来；另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在这方面要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要通过转移支付支持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要用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失灵的情况。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理解到，经济的发展，内因是主要的，经济的发展靠企业，政府的政策调控是外因，这个外因要通过改变内因（企业和人们的预期）来发挥作用。如果它不能政变人们的预期，政策可能就发挥不了作用。股市涨的时候，投资者信心高涨，政策难以改变这种信心，所以股市还在上涨。股市跌的时候，投资者信心丧失，政策不足以增强人们的信心，所以股市仍然下跌。我认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应该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而不要相互较劲。应当认识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美国金融危机并不单纯是监管不力

我们要警惕以加强宏观调控为借口来扩张政府的权力，甚至让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做法“借尸还魂”。例如这次金融危机，有人关注凯恩斯的学说，认为主要是由于美国政府监管不力，因此要加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力，不应继续推进我国金融的市场化改革。我认为如果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来看，实际上是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的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举过一个例子，商人A通过中间商B向生产商C定了一批货（假定货款是100万元，交货期为半年），准备卖给在印度的客户D。当合同都签订了以后，生产商C就可以凭着合同向银行贷款，因为他已经接到了订单，现在需要资金来买原料、雇工人；B也可以凭他和A签的合同向银行贷款；A也可以凭他和D签的协议向银行贷款，因为D已经和他签订合同，要他100万的货。D也可以凭他和A签的合同向银行贷款，因为他半年后可以收到这批货。所以，本来一块钱的生意，就变成了四块钱的信用贷款。在现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杠杆率（一块钱本钱可以获得多少信用贷款）增高得很多。根据我粗略的计算，银行的杠杆率是10-12倍。投资银行的杠杆率可以达到25-40倍。美国的“两房”由于有政府支持，杠杆率最高的时候达到过62.5倍。虚拟资本大量膨胀，尽管能提高金融效率，但当然也会增加金融风险。马克思认为在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基础上产生的金融产品，都是虚拟资本。如果大家都遵守信用，当然没有问题。如果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信用体系就会出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由于违约引起债务危机，由债务危机进入到流动性危机，再进入到信用危机。债务危机爆发以后，因为金融机构都不可能把钱放在自己手里，其现金就不够支付债务了。当从流动性危机进一步发展成信用危机后，人们对金融机构、金融系统、政府都丧失了信心和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危机不断发展和扩大，从美国向全世界扩散，从虚拟经济领域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

所以，我们要解决金融危机，还是要根据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再结合资本主义当代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而不是单纯地说这是监管不力的问题。当然凯恩斯理论中有一部分正确的东西我们要吸收，但不要将凯恩斯误认为马克思。

关键是提高国际金融竞争力

最近的金融危机，我看到一种论调，说中国的金融体系是最好的，这种论调本身值得探讨。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中国的金融系统之所以相对于发达国家受的影响比较小，原因有三条：第一，中国的老百姓对我国的金融机构、金融系统以及政府有着充分的信心，没有出现信心和信任危机。第二，我国的金融系统不够发达，基本上没有资产证券化，没有投资银行，没有评级机构，这就没有形成美国次贷危机中的金融体系链条，风险没有被不断传输和放大。但是从实体经济角度看，我国受到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第三，我国的监管机构相对来讲比较谨慎。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金融改革，提高我国的国际金融竞争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享有更大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