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衡

人们都熟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前者是讲政治，怎样为政、为官，后者是讲人格，怎样做人。前者是讲政治观，后者是讲人生观。正因为讲出了这两个社会和人生的最基本道理，这篇文章才达到了不朽。其实，一个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有人格精神在支撑，而且其人格的力量会更长久地作用于后人，存在于历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中的物，指外部世界，不为利动；己，指内心世界，不为私惑。就是说，有信仰、有目标，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对此，结合范仲淹的人生实践，可从三个方面来解读。

一是独立精神——无奴气，有志气。在人性中，独立和奴气，是基本的两大分野。范仲淹有一种卓然独立的精神。家虽不幸，决不会因寄人篱下而自矮三分，就是对皇帝也不搞盲目的个人崇拜。这在封建社会是很难做到的。我们不要小看人格的独立。就整个社会来讲，这种道德的进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奴隶制度造成人的奴性，封建制度下虽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说法，但还是强调等级和服从。进入资产阶级社会，才响亮地提出平等、自由的口号，人性的独立才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标准和道德意识。这一点西方比我们好一些，他们那里，民主革命彻底，封建残留较少。中国封建社会长，又没有经过彻底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人格中的奴性残留就多一些。对照现实我们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坚持的独立精神的可贵。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他在政治上能经得起风浪。做人就应该“宠而不惊，弃而不伤，丈夫立世，独对八荒”。鲁迅就曾痛斥中国人的奴性：一个人先得骨头硬，才能成事，如果他总是看别人的脸色，他除了当奴才，还能干什么？

　　二是牺牲精神——为官不滑，为人不奸。怎样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是判断一个人的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标准。范仲淹一生为官不滑，为人不奸。他的道德标准是只要为国家，为百姓，为正义，都可牺牲自己。兹举一例：范仲淹虽是一介书生，但文韬武略，胆识过人。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密令19岁的长子纯佑偷袭西夏，夺回战略要地马铺寨。他引大军带筑城工具随后跟进。部队一接近对方营地，他令就地筑城，十天后一座新城平地而起。这就是后来发挥了重要战略作用的孤城——大顺城。大顺城与附近的寨堡相呼应，西夏再也无法撼动宋界。夏军中传说着，现在带兵的这个范小老子（西夏人称官为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像原先那个范大老子（指前任范雍）好对付。西夏见无机可乘，随即开始议和。范仲淹以一书生领兵获胜，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这种为国牺牲的精神。

　　三是理性精神——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范仲淹的独立和牺牲决不是桀骜不驯的自我标榜和逞一时之快的匹夫之勇。他是按自己的信仰办事，是知识分子的那种理性的勇敢。范仲淹是晏殊推荐入朝为官的，他一入朝就上奏章给朝廷提意见。这吓坏了推荐人晏殊，说：你刚入朝就这样轻狂，就不怕连累到我这个举荐人吗？范听后半晌没有反应过来，后来难受地说：“我一入朝就总想着奉公直言，千万不敢辜负您的举荐，没想到尽忠尽职反而会得罪于您。”范仲淹一生为官，无论在朝、在野、打仗、理政，从不人云亦云，就是对上级，对皇帝，他也实事求是，敢于坚持。这里固然有负责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规律办事，却是他的为人标准。我每次读《岳阳楼记》就会立即联想到周围的现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对独立、牺牲、理性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