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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与突破:论中国教育学的范式
时间:2007-08-28 作者:东北师范大学 柳海民 林丹 点击:
中国教育学的范式重建与“中国教育学”的生成 (一)重建的主体:教育学者 宏观分析中国教育学范式的重建问题,可以把它理解为重建主体和重建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其中,首要的也是核心的是重建主体——教育学者及其作为。教育学者在中国教育学范式重建中除了应增强多元化的研究意识、复杂性的研究意识、国际化的研究意识及学习探究意识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应在范式重建中“与时俱进”。具体而言,应避免三种倾向:(1)与教育“现状”隔绝。有生命力的教育理论不是来自“浪漫主义”的幻想,浪漫主义者虽然关注教育现实并且融情于事,表达着知识分子的“草根”情结以及对于整个社会的深切关怀。但易产生感情冲动和超越现状的无稽之想,“理想主义”的立场贯穿始终,难使理想与现状有效弥合;(2)与教育“变化”隔绝。这种倾向常常是“无病呻吟”,在关注教育现实的同时,经常携有挑剔眼光批判现实,误认一些本已在教育现实中得到解决的问题为“未决问题”,无法有效回应客观真实,终日生活在牢骚之中,而不去做建设性的努力。(3)与教育“趋势”隔绝。这种倾向在“自说自话”的学者群体中最为多见。不同于上述两个学者群体的地方在于,他们是不关注、不太关注或者不知应关注什么教育现实,只能终日迷恋书斋,表达理性废话,无济于真正的教育发展。 在中国教育学范式的重建过程中,还有一种努力是教育学者必须作出的,就是克服对学术过度的功利追求,树立教育研究的超功利关怀。必须承认,教育学者从事的事业首先是一项职业和一份工作,那就要履行其满足学者生活物欲需求的功能,就无法剔除其功利性与实用性的成分。但是,当功利追求达到一种极致程度时,一些物极必反的现象诸如心性浮躁、急功近利、利令智昏、丧失学术“求真”之精神与良知等也就伴随而来。现实中,一些教育学者常常将中国教育学范式建立的真意束之高阁,而盲从于一些所谓的热点和前沿,以纯粹的“经济利益、交换原则”为内驱。由此,被冠以“复印式、装潢式、树碑式、同仁式、创收式”之名的教育学亦应运而生且如火如荼。事实上,对学者这种过度功利行为起着推波助澜作用的,还包括各种学会、杂志、出版社等为了实际经济利益和虚假品牌效应的推出的名目繁多的成果评奖评优。另外,科研管理中对于“数量”的片面追求,学术评价中“务虚”导向的创新机制等,都诱导了学者的浮躁和科研取向。由此,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似乎更加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二)重建的客体:范式系统 中国教育学的范式重建是中国教育学工作者群体的共同使命。承上所述,理论范式、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构成了中国教育学的“范式系统”。也就是说,理论范式、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是中国教育学范式的统一体。教育学范式不是单指理论范式、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中的任何一个,而是指它们共同构成、相互制约的这个总体。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有一种片面理解,即谈到教育学的范式便是指教育学的研究范式,而旁落理论范式和学科范式,似乎教育学的范式就是教育学的研究范式。事实上,过于强调教育学的研究范式而忽视教育学的理论范式和学科范式,把教育学范式沦为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孤立存在,是极其片面的理解。毫无疑问,教育学的研究范式是其理论范式和学科范式的“阿基米德支点”,具有基础性地位和根基性作用,但在教育学的整体研究中不能片面地“唯研究范式”,单纯地把教育学范式的重建寄希望于研究范式的重建上,这对于中国教育学的健康发展是一种极大威胁和损害。 中国教育学的范式作为一个范式系统,其理论范式、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作为系统中必不可少的三个元素应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并且共同发挥应有作用。具体地说,理论范式的重建应“以问题为中心”,摒弃以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傲慢与偏见”;学科范式的重建应“多元融合”,摒除过去唯谁独尊的单一路径;研究范式的重建应“回归生活世界”,摆脱“研究者在天空自由翱翔,实践者在地上艰难蠕动”这一极具讽刺意味的樊篱。惟有这样,中国教育学的范式才可能完整无缺且尽善尽美地引领中国教育学的健康发展。
来源:摘自《东北师大学报》2007年第3期,原文约14000字 责任编辑:花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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